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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7月24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

作者：皮曙初

重庆与成都，一个是热辣火爆的立体山城，一个是悠闲安逸的“天府之国”，城市风貌、生活习性、文化气质大有不同。知命之年，有幸在成都生活一年，又移居重庆，工作之余最喜欢串街走巷，感受不一样的城市风情。于是发现一件有趣的事，成都和重庆各有一种深受当地人钟爱的植物，也恰似两城各自的脾性。

成都人好竹，满街苍翠，竹林竹丛随处可见，河边、路旁、公园、小区都种竹，甚至阳台上、茶馆里、酒店的大堂中间也种竹。竹在城里，城在竹中，成都简直是一座“竹林里的城市”。

重庆则遍布一种高大的树木：黄葛树。重庆人也称它为黄桷树。在重庆方言中，“葛”与“桷”读音相近，当地人多称其为黄桷树。黄桷树树形独特，树冠舒展，像一把把大伞撑在重庆的各个角落。尤其是夏季，为“火炉城”撑起烈日下的一城荫翳。

重庆街头的黄桷树。

（一）

竹子是最常见的植物之一，在成都却活成了独树一帜的存在。成都有一处堪称竹子“博物馆”——望江楼公园，公园里有全国各地竹子数百种，还有从海外引进的品种。筇竹、绵竹、冷箭竹、龙丹竹、云南甜竹、三明苦竹、元江黄金竹、广东大眼竹、南亚梨竹、老挝藤竹、泰国巨龙竹、日本大明竹、印尼花巨竹、美洲实心竹……每一种竹子，都有不同的姿态、不同的景致，也蕴含着不同的地域风情，却在这里汇成一个竹类“大观园”。

成都气候温润，雨量充沛，土壤肥沃，为竹子生长提供了适宜条件。有人开玩笑说：“在成都平原上，插根竹竿就能长出一片竹林。”

插根竹竿长出一片竹林的故事，在《华阳国志》中就有记载：女子浣于水滨，水面漂来三节大竹，闻有儿声，女子将大竹扛回家，破开一看，里面竟是一个男儿，男儿长大后成了称雄夷狄的“竹王”，而被丢弃的大竹后来长成竹林，人们因而建起竹王祠。

成都望江楼公园里的竹。

这是个传说，可见西南地区先民对竹子强大生命力的关注。而最近读到重庆作家陶灵的《川江广记》，让我知道，“插根木棍就能长出黄桷树”则是可能的。

陶灵讲了好几个故事：有人砍几根木棒棒插在地上，绷上绳子晾衣服，没想到棒棒活了，没几年就长成大树；有人在路边砍了树棒当“打杵子”，回家后顺手往院坝边一插，第二年竟然发芽了……黄桷树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作“落地生根”。

重庆是山城，到处可见坚石、陡坡和堡坎。气候潮湿，冬季阴冷，夏天闷热，这样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适合黄桷树生长：耐得住高温高湿，更耐得住土地贫瘠。如果说竹子的根系“发达”，那么黄桷树的根系可用“强悍”来形容，石缝、堡坎、崖壁、砖墙，哪里都能扎根，哪里都能生长。

重庆街头的黄桷树。

在重庆，随处可见黄桷树的根裸露在高高的石壁或院墙上，一道道粗细不等的根系交错蔓延。远远看去，还以为是谁绘在墙壁上的抽象图画，又像是商周青铜器上密密麻麻的蟠虺纹饰。一开始，我以为这是园艺师在中山四路、马鞍山堂里、鹅岭公园、山城步道等地精心打造的景观。后来发现，“根墙合一”在重庆如此普遍，俯拾皆是，无须过多的人为塑造，它就是遍布山城大街小巷的独特风景。

不仅有“根墙合一”，还有“根砖合一”“根坛合一”。围在圆形树池里的黄桷树，根系一圈圈盘旋生长，乍看之下像是无数的金蛇盘踞，透出一种森森然的神秘感。长在地砖间的黄桷树，根系沿着砖缝延伸，形成一个个方格纹饰，围绕在大树脚下。有时候，树在岩石顶上生长，根系如瀑布一般倾泻而下。有时，树又紧贴在危崖的中段，仿佛被牢牢黏附在崖壁上。

重庆鹅岭公园里的黄桷树“树王”。

黄桷树生长很快，几十年就可长成参天大树。位于渝中区的鹅岭公园，黄桷树密布，百年以上的古树就有数十株。古树冠盖伸展，姿态各异，与园中建筑、石桥、潭水相映成趣。老人们在树下打乒乓球、练太极剑，其乐无穷。其中一株树龄约175年的黄桷树被称为“树王”，树下有传统坝坝茶摊，市民游客在树下休闲喝茶、俯瞰江景，自成一道风景。公园制高点瞰胜楼旁，还有一株生长在巨石上的黄桷树，根系和树干将巨石包裹，形成“树在石上，石在树中”的奇观。

重庆鹅岭公园里的“树包石”奇观。

“树抱石”是黄桷树适应山地环境的一种典型生长形态。黄桷树有时也会生出少量气根。气根向下延伸，接触土壤后可能逐渐增粗，形成辅助支撑。有时候，气根与树干扭抱在一起，如同藤蔓一样缠绕，将树干拧成一个“大麻花”。

黄桷树的根系。

生命常常是在与自然对抗、与环境博弈中艰难生长，石缝里的小草、瓦砾间的野花，乃至高海拔山地、严寒雪域和干旱荒漠中的荆棘灌丛，无不是顽强生命力的体现。黄桷树亦是如此，它们在石缝岩壁间发芽，长成参天大树，甚至存活数百年乃至上千年。

或许这就是生命的意义，对自然作出选择，同时也选择与自然达成妥协，形成平衡，然后方能长久生存。有资料显示，位于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的一株黄桷树，树龄已达1000岁，被认为是重庆最老的城市古树之一。这棵树胸围10米多，需要六个人才能合抱，平均冠幅29米，置身树下，犹如进入一间天然的大客厅，阴凉静谧。

（二）

植物的生长，是地理环境、气候条件共同“滋养”的结果。而某些具有代表性的植物，对于一座城市而言，不仅是自然的选择，还是历史文化、生活方式长期塑造的结果。

在成都，竹子便是城市历史文化的底色。望江楼公园是为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而建的，园中有薛涛井、薛涛墓等纪念性遗迹和景观。薛涛被称为蜀中第一才女，留存至今的诗作有90余首。她特别喜好竹，以“虚心能自持，苍苍劲节奇”自喻。后人纪念薛涛，在薛涛井、薛涛墓旁遍植名竹。成都人有言：“少陵茅屋，诸葛祠堂，并此鼎足而三。”

杜甫尤其爱竹，自称“嗜酒爱风竹，卜居必林泉”“平生憩息地，必种数竿竹”。他在成都浣花溪畔营建草堂，特意从绵竹县令韦续那里讨要绵竹种植。草堂竣工之时，又欣然写下《堂成》一诗：“桤林碍日吟风叶，笼竹和烟滴露梢。”后来，在携家离蜀东去之前，他还曾亲自动手修葺茅屋，修剪竹林，砍掉上千竿杂竹。

今天，成都杜甫草堂藏在闹市之中，不离一城烟火，却于松竹苍翠、樟榕墨绿的掩映之下，显得格外清幽明净。草堂占地约300亩，其中有大片竹林。竹林茅舍，竹园小径，竹影红墙，竹映清溪……充满诗情画意的园林景致，营造出诗歌“圣地”特有的文化意境。

与竹子相比，黄桷树尚未形成同样广泛而稳定的传统文化意象。上世纪50年代，当重庆市试图在长江路栽种黄桷树作为行道树时，很多人还表示反对，他们担心黄桷树的根系会破坏马路、梯坎，甚至房屋。但是，黄桷树在重庆一样有着悠久的文化记忆。

重庆鹅岭公园一角。

明代曹学佺《蜀中广记》引用古老《韵书》的记载：“黄葛木寿可千岁，形如众藤连理，合而为一，大者合抱，高数丈，叶如橡。喜缘崖生，拥肿屈曲。”书中还说，古人称黄葛树为“嘉树”，苏辙有诗“予生虽江阳，未省至嘉树”，指的就是黄葛树。

或许是由于独特的根系结构给人们带来神秘感，或许是巨大的冠盖枝叶给人以庇护，人们对黄桷树一直充满敬畏，甚至视为神树，历来在宫观寺庙中多有种植。《蜀中广记》记载：“咸淳府（今重庆忠县）景德观前有古木，大数十围，枝柯盘郁如盖，山中人云此黄葛树，千年物也。”

19世纪80年代，第一个把轮船开到重庆的英国人立德乐，在路边看到高大的黄桷树，“树根周围常有神龛”。他在《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：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》一书中写道：“这种树枝叶繁茂，树叶呈深绿色，是这个地区的一大美景，给疲累的旅行者提供极好的遮阴避暑之地。人们特别喜欢将其作为寺庙的装饰物。”

寺庙宫观、渡口码头、栈道站场大量栽种黄桷树，留下了黄桷坪、黄桷垭、黄桷湾、黄葛古道等地名。早在《水经注》中，就有关于“黄葛峡”的记载。宋代，“黄葛晚渡”位列古渝八景之一。

因作家三毛童年时候在这里生活过，位于重庆南岸区南山上的黄桷垭老街，如今成为备受年轻人追捧的地方。一条老街，几间旧屋，巨大的黄桷树上，悬挂着写有“黄桷垭”几个大字的红色幌帘，还有许多写满三毛笔下诗意语句的条幅，吸引着游人驻足。一碗茶，或者一杯咖啡，在荫翳与微风之中，细细品味“如果有来生，要做一棵树，站成永恒”这样的句子，这是何等惬意的休闲时光。

从老街到山下，是一条宽约五尺、曲折陡峭的古道。这条千年小路，昔日为巴渝通往云贵重要的古官道和古商道，素有“渝州出城第一道，过江直上三千级”之称。如今，古道犹在，浓荫依旧，黄桷树掩映一间间茶铺茶摊，游人们爬一阵，歇一会，在山风的自在轻抚中，充分感受古道的岁月沧桑。

关于黄桷树，还有一个故事。1928年，国民政府一度因其根系毁坏路面，明令禁用黄桷做行道树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重庆市进行了多方论证，认为虽然有一定的破坏性，但只要栽种得当，还能发挥固土、遮阴等作用。

1986年7月，重庆市确定黄桷树为市树，城市绿化、旧城改造、公园建设优先选用。经过数十年持续栽种，黄桷树遍布大街小巷、两江四岸，撑起了重庆满城烟火。

（三）

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性格，也有自己的文化象征。市花、市树常被视为城市精神文化的象征。竹子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并非成都的市树，但我以为，它足以成为成都的文化象征。杜甫的“江深竹静两三家”，薛涛的“蓊郁新栽四五行”，陆游的“青羊宫中竹暗天”……历代文人借竹书写的坚韧、风骨和闲适，定格了成都的历史记忆和人文厚度。

成都望江楼公园里的竹子。

蜀人苏轼这样定义竹子的品性：“风雪凌厉，以观其操；崖石荦确，以致其节。得志，遂茂而不骄；不得志，瘁瘠而不辱。群居不倚，独立不惧。”顺逆皆安，得意时不至于张扬，失意时不至于颓废，这是竹子带给成都人更深刻的生命启迪。

今天，成都人喜欢喝坝坝茶、摆龙门阵。江岸堤畔，公园景区，街巷里弄，到处都有茶摊茶铺的热气腾腾；竹影婆娑，竹叶沙沙，竹椅方桌，随时可见三五个家人好友凑在一起谈天论地。

成都望江楼公园一角。

蜀人喝茶历史悠久，顾炎武《日知录》中说：“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。”1936年，黄炎培游成都，所见“街上第一多是茶馆——坐上客常满，杯中茶不空”。

成都人称这种生活为“巴适”。不过我想，他们的“巴适”，不仅源自“天府之国”“水旱从人”的生活环境，还在于一次次面对苦难过后，有了看淡生死富贵的从容。

重庆人也爱喝茶、摆龙门阵。抗战期间，张恨水旅居重庆八年，他看到重庆人对上茶馆有着特别的嗜好，“晨昏两次，大小茶馆，均满坑满谷”。与成都人的和缓、优雅不同，重庆人“粗桌一，板凳四，群客围坐，各于其前置盖碗所泡之沱茶一，议论纷纭，喧哗于户外”。这种热闹劲，今天依然如此。

重庆人喝的茶也不似成都人精细。他们好喝老鹰茶，又叫老荫茶，这种茶其实并非茶叶，而是一种樟科植物的芽叶加工而成，加工后可冲泡饮用，汤色较深，耐泡解渴。盛夏时节，人们围坐在黄桷树下，享受着浓荫遮蔽，喝一口这样的老茶，一身暑气尽消。

这是属于重庆人的“巴适”生活。与成都略有不同，重庆的“巴适”中更透着一股倔强，一种“热辣滚烫”式的“冲劲”。生活上是“热辣滚烫”的，精神上也是“热辣滚烫”的。

十八梯是典型的山城历史街区之一，张恨水称其为“坡中之最陡者”。过去，重庆老城分为上半城与下半城，十八梯连接上下半城，见证了重庆人“上坡气喘喘，下坡脚打颤”的生活不易。如今这里游客熙熙攘攘，商家高声叫卖，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。只有梯坎两旁高大繁茂的黄桷树和保留了原本风貌的老建筑，还能唤起人们对“天生重庆”的历史记忆。

十八梯上，有一株编号“01”的黄桷树，树干分为三叉，每叉都有盆口那么大，枝繁叶茂，生机勃勃。树脚下，立着一块“它叫树坚强”的牌子，上面写道：“这棵经历了上世纪‘重庆大轰炸’的老黄葛……其顽强的生命力，是重庆这座城市和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象征。”

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4年12月19日，日军对重庆开展了长达6年零10个月的疯狂轰炸，直接伤亡3.2万多人。而每次轰炸过后，重庆人民迅速自发行动，在废墟上重建家园。

位于十八梯的这株黄桷树，在当时被炸得面目全非，如今依然屹立不倒。它的生命力，成为重庆人民“愈炸愈强”的精神标记。

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红岩村，也有一株黄桷树傲立于三岔路口，树龄已逾百年，为当年“大有农场”主人饶国模所植。1939年，位于城区的原八路军办事处被日机炸毁，经过慎重考察，打算选址郊外，饶国模二话不说，让八路军办事处搬进“大有农场”，还拿出积蓄为办事处盖楼，名义上是租赁，实际上从未收过一分钱房租。

“走红岩，投八路，抬头先看黄葛树。”进入红岩村，来到黄葛树下的分岔路口，向上通往八路军办事处，向下通往国民党“国民参政会”大楼。当时进步人士和热血青年欲寻找八路军办事处，便以这棵树为指示。如今，它也成为“红岩精神”生生不息的生动标识。

草木无声，却道尽一城精神。一“竹”一“桷”，本是不同的生命形态，却有着相同的生命特质；他们是不同的文化记忆，也有着共同的文化精神。和陶灵讨论，他说：“翠竹清新淡雅，藏着文人的诗意与从容；黄桷树浓绿蓬勃，更显山野的倔强与担当。两座城市，看似各有脾性，实则同根同源，都拥有直面苦难、坚守气节的生命张力。”